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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在周朝中期出现的五十年混乱时候，圣人孔丘著有一本史类的文学作品《春秋》，这也是后世儒学的经典名作。

    它的文学性自不用说，也是后人窥探当时混乱时局的重要参考史书。然而里面很多记载的历史事件往往有扭曲藏匿之举，说得也隐晦简短，言语之间并无作者评判，但却在暗自诱导后人不自觉地偏向当时式微的周王朝。

    《公羊春秋》云《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言及孔丘在记录历史时遇到尊者、亲者、贤者，都采用了“隐恶扬善”的曲笔，多记与其有益的事情，不利的即使无法完全舍弃，也会加以隐讳。

    如僖公八年《春秋》记“天王狩于河阳”，所谓“狩”，即冬季打猎。其实当时周天子根本不是去狩猎，而是去参加晋文公召集的诸侯会盟了。

    堂堂周天子却要去参加一个诸侯举办的盟会，圣人耻于此，故而隐去，改为狩，显然二者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而这与孔丘个人的理念倾向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孔丘悲叹于天下混乱，诸侯征伐，周朝礼乐名存实亡，很不满各个王侯不将王室放在眼里，因此字里行间就隐晦地带有批判诸侯和隐匿周王朝无力的事情。

    然而这样对于史实来说就会出现失真存疑，导致后世之人无法客观地了解到那时候的真实情况。若不是当时不止他一人作此类的史书，各诸侯国的史官也有记载，恐怕后人真要被其蒙蔽了。

    但为何唯独《春秋》对后世影响之巨大呢，一是它为圣人所著，自有名望和公信。

    二来这部作品也的确保存了当时大量的珍贵历史事件，相比其他国家的史书，不仅行文流畅，句式变换多样，记录事件的数量也更多。

    因而《春秋》是最受后世推崇的，其中所谓“微言大义”之风尤甚，导致不少史官开始凭借自身喜恶随意抬高或贬低某人，歪曲事实，甚至编造，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巨大的。

    这一点，早在周朝末，就有史学家提出了批评：“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善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夫君子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乎？”

    “所以后来世人就用春秋笔法来形容行文用字刻意曲解甚至错用的手段。”

    听完莲姨的讲解，我才恍然大悟，不曾想就连圣人写与历史相关的书也会如此偏颇，以至到了欺骗读者的地步。

    不过我们在学馆读《春秋》，里面并没有“天王狩于河阳”的字眼，难道是删去了？

    “可是娘，我记得《春秋》里并没有错误的记载呀，不然夫子会讲出来的吧。”林青雨也疑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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